恢复重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历史细节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正式恢复重建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重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和全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是由许多隐藏在宏大叙事背后的若干历史细节所构成，这也是中国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生动写照。

  第一次到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在中国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便计划召开全国性的职工代表会议。由于时局变化，这一计划一直未能实现。

  1948年初，革命形势出现重大转变，召开全国性大会的时机逐渐成熟。3月5日，中央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各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给各地的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明确全国各解放区工会代表大会将于6月10日在哈尔滨举行，准备成立解放区统一的工会联合会，选派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来解放区工联将进一步团结蒋管区进步工会代表，走向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进而形成中国领导的统一的工会运动。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地党委应十分重视大会，在党内深刻讨论工运方针，以此为起点，开始重视职工运动，各中央局今后定期向党中央及工委报告工运情况；各中央局须派遣具有工运经验、现时仍担负工会任务的得力干部出席大会；各代表团必须携带各地区有关工运工会刊物书报材料以及可供国际宣传的图片画报等。

  根据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各地党委紧锣密鼓开始做好参加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下旬，抵达石家庄的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晋绥代表团、陕甘宁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等负责（陈勃：《摄影往事七十年：陈勃回忆录》，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亲切接见。

  4月28日，、周恩来分别与代表团进行了谈话。强调，解放区与国统区工人运动应制订不同的方针，解放区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还重点阐述了工会、工厂、党组织三者的关系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必须及早成立全国总工会，并就大会议题之一劳动纲领或大纲应包含的内容提出意见，指出：在城市和工厂，过去我们实行的是破坏政策，因为那是对付敌人；解放后，管理城市和工厂是人民自己的事了，必须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去做。[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月29日，朱德在谈话时，要求各地代表共同把会议开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发动工人搞好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指出：发展生产，既是为了战争的胜利，也建设了国家的轻、重工业。工人阶级要有建设国家的信心，大家都要全心全意为国家打算，管好这个“家”。[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月30日，中央发布“五一口号”，除号召各派为迎接全国解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团结奋斗外，还提出了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人运动口号，如“解放区的职工和经济工作者坚定不移地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政策和工业政策”“解放区私营企业中的职工与资本家建立劳资两利的合理关系，为一起发展国民经济而努力”“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其间，周恩来为筹划召开大会殚精竭虑，思考很多。5月14日，他起草中央致东北局电，指出：“全国工代会的主要议题可预定为四项：劳动纲领或大纲；大会宣言；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全总执委人选问题，拟以陈云任主席，李立三、朱学范任副主席，刘宁一任秘书长或副主席。”周恩来特别说明，陈云目前的主要工作“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同时担任全总主席，可使新民主国家的工业与工运能更好地结合起来”；全总的实际在做的工作可由李立三、刘宁一与朱学范合作。6月4日，周恩来再电东北局：陈云现在有兼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必要。待中央政府成立，他的工作更加繁忙时可优先考虑不兼。[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8月7日，会议期间，周恩来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大会党组电，强调会议“应表现出我党代表与非党代表的合作精神，不要只有党的活动而看不见非党人士与我们的共同活动。尤其对朱学范更应如此”，“重视领导权，就必须既能坚持党的独立主张，又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不厌倦地将他们逐渐引向党的主张，那才算是成功的领导”。[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当时，中央书记处分管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工作的书记是任弼时。为筹备召开大会，任弼时曾电示派人收集解放区工人运动材料，作一次系统的总结。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秘书长李颉伯还专程从东北赶来，向任弼时汇报工人运动情况。任弼时和李颉伯围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筹备召开全国劳动大会问题进行详细交谈。谈话时停时续，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7月29日，中央向大会发来贺词，重申解放区和国统区工人运动主要任务，指出当此人民在进攻中节节胜利、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国范围内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任务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独立、自由、强盛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贺词还提出，必须迅速加强工会的工作，团结和教育工人职员群众，使他们成为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

  中央的一系列部署，为大会的召开、讨论解决中国工人运动面临的许多重大政策和原则问题指明了方向，对开好这次大会、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8月1日至22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期间，陈云、朱学范、李立三、刘宁一等分别作报告，一致通过了相关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全面论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措施。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决议是由周恩来领导、李主持在西柏坡起草完成的（中国工运研究所编著：《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于7月21日正式发往大会筹备处。

  一年后的1949年8月11日，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期间指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已经有一年了。那次大会规定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翻阅历史资料会发现，有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名称的表述不完全一样，这让后来人误以为这是不同的几个会议。事实上，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召开“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其间由于形势变化，直到大会开幕前一天才最终确定会议名称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

  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原定于1941年9月在延安召开。1945年春，陕甘宁、晋冀鲁豫、山东三地总工会曾先后发起召开全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晋察冀、晋绥、华中各解放区总工会均纷纷回应。同年4月，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邓发当选为筹委会主任，并决定9月在延安召开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后因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筹委会委员与各地代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使大会不得不再度延期。在此期间，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与中国劳动协会通力合作，打破反动派阻挠，成功出席巴黎世界工联会议，建立了解放区职工与国际工运的联系。

  到1948年初，各解放区多已连成一片，且随着解放区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领域的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建立统一组织已刻不容缓。3月15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宁一签发通知，通告全国各解放区总工会、工会、工人和职员，定于6月10日在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召开全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讨论解放区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新形势下的战斗任务，成立全解放区职工联合会。（《解放区工联筹委会发出通告》，《人民日报》1948年3月20日第2版）4月28日，在同赴哈尔滨出席职工代表大会的部分地区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大会可称为劳动代表大会。本来最科学的名称应该是职工代表大会，但是，劳动大会在历史上有过作用，工人们熟悉这个名称，我们称为劳动代表大会还是能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全国总工会：《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可见，此时在的计划中已有召开“劳动大会”的设想，但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筹委会通知发出后，国统区各大城市的职工极为振奋，上海、天津等地工会组织均先后来电要求列席大会，并提议将大会扩大为全国职工代表大会。此前，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来到解放区，对促成中国工人运动统一也产生积极影响。筹委会研究后，决定扩大筹委会组织，增加劳协代表及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者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朱学范、廖似光、张维桢、张金保、唐龙超、刘彬、郭洪涛、邵式平等参加筹备工作。此后，因关内代表不能及时抵达，大会召开一度延期。（《李颉伯在预备会上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筹备经过》，《人民日报》1948年8月9日第1版）

  7月19日，扩大后的筹委会通过决议，定在8月1日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同月，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宁一、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芬、天津代表团团长周青等联名，向筹委会提出《改全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提案。鉴于到会代表不仅有各解放区职工代表，而且有国统区上海、武汉、天津等各大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职工代表，无论在所代表的有组织工人的数量上，还是所包括的产业和地区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国意义。因此提议，“为了继承中国工人运动自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九年召开过的五次劳动大会的光荣传统，为了统一领导全国职工运动，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及早推翻反动统治，我们提议将这次大会定名为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将产生之全国组织亦应恢复以前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7月30日，大会筹备委员及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该提案，并提交31日预备会议最后审议。（ 《中国职工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48年8月8日第1版）

  7月31日，大会预备会议召开。会议由刘宁一主持，李颉伯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讨论并一致通过筹委会所提更改大会名称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提案。提案通过时，全场欢声四起，掌声与口号声经久不息，全体代表庄严起立，合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工人阶级胜利万岁！”“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情绪至为热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1949）至此，“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会议名称最终确定。

  现在，跟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交通越来越发达，在全国范围内朝发夕至、夕发朝至已是常态，半日达也基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然而，回到战争时期，要想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参加会议，却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据目前查阅的资料显示，最早启程前往哈尔滨参加会议的应是西北职工代表团。3月25日陕甘宁边区代表团启程，3月26日晋绥职工代表团启程，两团合称“西北职工代表团”，团长是晋绥工业部副部长杨开林，成员有著名劳动英雄赵占魁、张秋凤、李凤莲等。4月5日，晋冀鲁豫代表团一行18人启程，其中有军工劳动英雄甄荣典、被服工厂劳动英雄张长印等。4月下旬，晋察冀代表团、晋冀鲁豫代表团、晋绥代表团、陕甘宁代表团抵达石家庄，在西柏坡受到接见。随后，四个代表团从石家庄出发，经胶东、大连、丹东绕道朝鲜平壤再经图们江、牡丹江前往哈尔滨。据随行记者陈勃回忆，他们在胶东俚岛（今属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准备渡海时，为躲避军队盘查，每个人都化了装，还准备了几块大石头，准备在敌情紧急时将带来的文件用石头捆绑后丢入大海。（陈勃：《摄影往事七十年：陈勃回忆录》，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

  6月初，关内各解放区尚未有抵达哈尔滨的代表团。因此，大会筹备处发出通告，宣布原定于6月10日开幕的大会延至7月间举行开幕，具体日期另行通知。（《全国解放区职工大会延至七月间举行》，《人民日报》1948年6月14日第2版）6月14日，华东代表团19人及辽南代表团34人乘火车抵达哈尔滨，这是首批到达的代表团。李立三、刘宁一等率大会筹备处、东北铁路总工会、哈尔滨市职工总会及青年团等团体代表800余人，到车站列队欢迎。随后，代表们入住欧罗巴旅馆。6月16日，关内代表团（包括晋绥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及两广纵队的职工代表等）代表62人及随行工作人员乘火车抵达哈尔滨。算起来，陕甘宁边区的代表从出发到抵达哈尔滨，前后总计用时84天。

  和解放区代表组团参会不同，在统治区的上海，与会代表分头秘密启程。上海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7人，其中朱俊欣、欧阳祖润、沈翔声、韩武成等此前由于身份暴露已撤到香港，倪复生、江怡、陆文达和杨春霖等也已撤至苏北解放区。对这些，党组织通过电台要求他们直接前往哈尔滨出席会议。5月1日，倪复生等从华中工委出发，先到阜宁，一路北上至山东莒南，正赶上闹鼠疫，大家只好露天而眠。此后，代表们一路颠簸从莱阳渡海经大连乘火车，于7月25日抵达哈尔滨，前后历时85天。

  而汤桂芬、李家齐等留在上海的，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张祺通知，从上海分头出发。5月26日，最后一批离开上海的李家齐与顾亮、惠根宝、桂实之等，从十六浦码头乘船到苏北青龙港（今属江苏省南通市）进入解放区。据李家齐回忆，为避开敌人搜索，他们“沿着海边堤岸前行，天苍苍，海茫茫，有时路上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到了大中集（今属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才得以休息一天，再北行至合德镇（今属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在华中局陈丕显帮助下改善了伙食。随后，他们继续北上，穿过陇海铁路到达鲁南。此时，已耗时月余。在当地兵站协调下，他们搭乘一辆军用卡车到达华东局所在地益都（即山东省青州市），继续乘车经淄博、莱阳，在俚岛乘坐小船突破海上封锁抵达大连。休息几日后，继续搭乘一艘苏联货轮取道北朝鲜港口镇南浦，到平壤乘火车北上，在图们转乘火车经牡丹江、佳木斯，最终于8月10日抵达哈尔滨，前后历时77天。（李家齐：《鸿雪旧痕录》，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2004年版）此时，距离大会开幕已逝去10天。

  香港的4位代表朱俊欣、欧阳祖润、沈翔声、韩武成由当时在港秘密创办训练班的马纯古通知参会。当时，从香港到哈尔滨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回上海后经苏北北上，二是从广州经汉口北上，三是从海上经朝鲜半岛转大连北上。最后，考虑到党组织已成功开辟海上交通线，故选择了第三条路线日最后离港，化装成“阔佬”和商人模样，途经仁川时还滞留了三个星期。等沈翔声最后抵达哈尔滨时，大会已经闭幕了。（沈翔声：《参加六次劳大前后》，《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1期）香港代表选择的海上路线，主要是由党组织秘密创建的“中华贸易总公司”护送执行，从香港北上的爱国民主人士也多是走的这条通道。（人民出版社编：《革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月20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工会最高领导机构。选举前，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重点介绍了选举的意义及主席团对选举原则的提议。他说：“选举全国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劳动大会的最后一个议程；而在全国总工会说来乃是第一个日程，乃是伟大的开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产生不仅是全国工人阶级组织上的统一，并将把大会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变成统一的行动。”

  同时，大会主席团提议：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要包括全国各个地区的民主工会代表及在工人群众中真正有威信的代表；不仅选举体力劳动者的工人代表，而且也选举脑力劳动者——职员、技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代表；格外的注意选举劳动英雄与生产模范，因为他们在工人阶级中能起到伟大的号召作用。为了照顾以上几点，主席团提议全总执委为81人，其中正式执委59人，候补执委22人；提议留下8名空额（正式6名，候补2名），以使本次大会到下次大会期间新解放城市工人能有代表参加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这项提议，获得全场一致通过。

  大会还通过，鉴于各地区参会代表所代表会员数量不同，因此决定选举时按每2000名会员为一权。按照此法，各代表团代表每票权数如下：中国劳协会和统治区代表团代表每票17权；西北代表团每票5权；华北代表团每票8权；东北代表团每票1权；华东代表团每票10权；两广代表团每票1权。总计1440权。当选执委票数，须超过总权数的1/2；若当选执委不足定额人数时，重新补选。选举方式为直接无记名投票。（《中国工人阶级空前团结的旗帜全国总工会正式产生》，《人民日报》1948年9月8日第1版）

  10月1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正式选举陈云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为副主席；选举陈云、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刘长胜、陈郁、蔡畅、李颉伯、许之桢、张维桢、唐韵超、冯文彬、林锵云、易礼容、朱俊欣等15人为执委会常委，高林、周颖、汤桂芬、栗再温、康永和、孙学之等6人为执委会候补常委。10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委会召开首次常委会议，确定常委分工及各部人选：秘书长李颉伯，组织部部长林锵云，文教部部长许之桢，生产部部长陈郁，劳动保护部部长唐韵超，青工部部长冯文彬，女工部部长蔡畅，国际联络部部长刘宁一（兼），秘书处处长彭光伟，私营企业委员会主任张维桢；统治区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学范（兼），副主任朱俊欣，委员高林、叶维民、李启新。（《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议确定各部人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3日第1版）

  这里还有一段逸事：当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全国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后，陈云提议，由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意为身体不好，像木炭车一样，开不快、走不远），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李思慎，刘之昆著：《李立三之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目前，关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影像资料非常罕见，在各大展馆、各类书刊中所能看到的照片也基本是会场外的合影和会场内仅有的几幅。其中，有几张是陈勃用在哈尔滨购买的二手相机拍摄的，为大会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陈勃，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晋察冀边区文化抗日救国会和晋察冀第四专区抗联会等单位从事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陈勃随军进驻张家口，在晋察冀边区工人日报社任记者、编辑，后到新华社石家庄分社、石家庄日报社工作。1948年，他作为晋察冀边区工人代表团秘书兼记者，参加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全总文教部、工人出版社、工人日报社任职，其间主持创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大型摄影画刊《中国工人画刊》，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全国总工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2018年，陈勃的回忆录《摄影往事七十年》公开出版，详细记录了他参与拍摄大会的有关情形。1948年4月，陈勃随团在西柏坡接受接见时，得知他是作为记者前去参加大会的，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啊，我们很需要报道工人阶级的记者！”到哈尔滨后，陈勃在工作之余，逛遍了哈尔滨几个卖旧相机的商店。最终，他看中了一部“瓦尔达”（Welta）120皮老虎旧相机，可拍16张照片，具有双影重合对焦功能。由于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同，陈勃便向代表团领导借得黄金一钱，买下了这部“瓦尔达”旧相机，还买了一部没有自动对焦功能的蔡司相机。

  从华北到东北，陈勃准备了2个120胶卷，此时又有这部称心如意的二手“瓦尔达”相机，他终于能大展身手，拍摄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各种镜头。（陈勃：《摄影往事七十年：陈勃回忆录》，中国摄影出版社2018年版）其中，与会代表在大会召开地兆麟电影院前的合影，能清楚地看到大门前左旁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会标，领袖画像下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大横幅标语，门前三个拱形彩牌上分别悬挂着写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统治建立新中国”“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标语，足以看出当时会议的隆重与热烈。在反映大会主席台的照片中，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团成员紧紧坐在一起，认真聆听大会发言，台前摆放着各地工会组织献给大会的贺词，凸显了会议的节俭朴素与庄重严肃。

  此外，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影片，作为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系列之一。（刘宋斌：《中国文化建设史第1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于8月1日发行纪念邮票全套3枚，这是东北人民邮政第2套套色印刷邮票，图案是工人在起重机前工作的情景。大会期间，哈尔滨邮政局专门刻制纪念邮戳1枚，分别在市局、道里、道外三处邮局使用。大会向每位代表赠送《东北解放区邮票汇编》一册，其中最后一页就是大会纪念邮票。